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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视点 从余彭年“裸捐”受阻事件谈对国内家族(慈善)信托的思考

国浩律师事务所2019-07-11 09:20:27


从余彭年“裸捐”受阻事件
谈对国内家族(慈善)信托的思考


2015年12月18日傍晚,深圳晚报一则《余彭年百亿裸捐受阻:次子指父亲遗嘱无效》的报道,在各大媒体、网站和朋友圈的转发。作为一名对家族财富管理法律制度第一线的研究学习和参与实践者,在关注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国内刚刚兴起的家族(慈善)信托制度的思考,辗转难眠,欲吐为快。以下摈除香港和境外法律的规定,仅在国内法律规定的语境下,谨慎提出几点想法,希对国内家族(慈善)信托的发展有所裨益。
夫妻财产法定共有,家族(慈善)信托效力的重要“命门”
我们注意到,余彭年的次子彭亚凡存入香港高院遗产承办处的一份“知会备忘”,其主要理由直指余彭年遗嘱的效力问题,并认为“余彭年的遗产,有一部分属亡妻,不是他一人的钱”。根据报道披露的信息,余彭年的太太于2012年1月13日去世。按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其遗产为全体继承人所共有。也就是说,在余太去世后,余彭年名下的资产在没有其他法律文件排除的情况下,原属于其夫妻共有部分的一半将属于余太的遗产,针对该部分遗产余彭年没有独立处分的权利。若余彭年“于2011年7月21日由律师及律师行文员见证”所立遗嘱,余太当时还在世时,没有征得余太的书面同意,因其遗嘱处分了夫妻共有财产,该份遗嘱的效力将存在“硬伤”,其效力是部分有效还是全部无效,值得探讨。因被继承人当初未有发声,在余太去世后的今天,其继承人中任何一位,均有权对此提出质疑。由此,彭亚凡作为余太的次子,以上述理由向香港法院提请“知会备忘”,其可谓刺中“要害”。当然,最终香港高等法院如何作出裁决,我们将持续关注,拭目以待。

夫妻财产共有制度,一直是作为刺穿家族信托的重大理由和“利器”。英国枢密院2013年6月份针对一起婚姻案件,适用实际权益人原则,刺穿离岸公司的法律面纱,在附属救济情形下裁决将一方公司名下财产判令给另一方所有;香港家事法庭审理的一个离婚案件,后来上诉到香港终审法院的最终生效裁决,虽然没有否定信托的效力,但是女方可以获得信托财产相对应金额的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给付,且信托收益可以用于司法执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的一份判决,适用中国法律,确认了境外股权赠与在侵犯配偶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下赠与无效的司法规则。我们再回到中国《信托法》的规定,该法第十一条列明信托无效的六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即是“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全国人大法工委官方“释义”:“……把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财物以设立信托的方式进行转移,这种信托目的就是违反婚姻法的行为,该设立信托的行为即是无效的。”

当然,在一些离岸法域,如耿西岛没有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且该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不会使用冲突原则适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夫妻共同财产制刺穿和挑战该法域设立的信托概率会比较小,但这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情形,不具有普遍意义。


遗嘱信托的设立,在国内目前尚不具有完备的规则
传统的英国信托法,信托的设立大多是通过遗嘱的方式进行。英国法院大量的判例已经形成了对这种形式设立信托的规制体系,成熟全面,且由于判例法的灵活性,即使出现新的情形,判例“造法”的功能也能够适应现实生活法律适用的需要。

我国成文法的规定,相对就有些滞后性。目前,关于遗嘱信托的法律规定,《继承法》由于立法时间已经比较久远,当时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列入信托的相关法则。到了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也仅有第八条和第十三条有提到遗嘱信托。但这仅有的两条规定,其相互之间以及与《继承法》之间产生了冲突。

我国《信托法》第八条规定:“……采取其他书面(除合同之外的)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第十三条又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 依第八条规定,遗嘱信托在受托人承诺时才能成立。而我国《继承法》采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认为遗嘱是立遗嘱人单方意思表示,其生效不需他人的同意,立遗嘱人死亡是遗嘱的生效要件。那么,现实中,如果遗嘱指定的受托人不接受指定,拒绝担任受托人,势必造成遗嘱生效但信托不成立,在信托不成立的情况下,依据归复信托的原则,信托财产归属于继承人所有。因此,除非立遗嘱人在死亡前就已经取得了受托人的同意或承诺,或者在立遗嘱人死亡时受托人立即承诺,否则仅仅根据生效的遗嘱,信托并不当然成立。不过,根据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这一规定,似乎又表明,遗嘱信托的成立又不以受托人的承诺为前提,因为理论上,只有信托成立之后,用以设立信托的财产才转化为信托财产实现“闭锁”功能,受托人的更替,不影响信托的连续。

另外,在实操层面,通过遗嘱来设立信托,由于我国关于财产的流转目前尚未建立信托转移的规则,立遗嘱人去世之后,其名下用以设立信托的财产,如何向受托人进行交付转移存在漏洞。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受理的继承纠纷案件,有近80%的案件数量是由于遗嘱效力的问题所引起的纷争,因此遗嘱信托的设立,就如余彭年所立遗嘱面临的挑战一样,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受托人的选择,家族(慈善)信托稳定的“基桩”
从新闻报道可以发现,余彭年信托的受托人先后经历多次变更,由香港瑞士信贷银行,到香港汇丰银行,到2014年香港汇丰辞任后,由余彭年本人和彭志兵担任共同受托人,再到余彭年去世之后由彭志兵担任独任受托人。

由于受托人承担着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等重要的任务和职责,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处于中枢核心的地位,是信托稳定、信托财产安全保障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一项信托,在短时间内,受托人进行多次更替,说明这项信托的设立基础就不稳固。比如,余彭年信托,从2009年1月份成立至今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受托人先后变更了四次,平均1.5年一次,并且还出现了受托人辞任的情形。单从这方面,即反映出该信托从当初设立,到信托财产的注入等诸多环节,设计考虑不够周详。以至,在信托设立人刚刚过世不久,便出现继承人争产风波。其实,在余彭年2015年5月2日去世,5月5日各方即签署一份声明来看,这是表面的风平浪静,实则暗涌流动。

一项家族(慈善)信托,一般存续期限比较长,少则十多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更长。国外著名家族的财富传承信托或慈善信托,有的经历了几代人的更替传承。所以,受托人的选择安排,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然人作为信托的受托人,从法律规定上看没有障碍,无论是信托法的自身规定,还是讨论审议中的《慈善法》草案的相关条款。由于受托人的出任,是基于委托设立人的充分信任,从常理出发,“家族内部人”往往会进入第一人选。但是,该人选又可能与设立人的继承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其可能本来就是设立人的继承人之一,那么信托的成立也就埋下了隐患的种子,其他继承人出来挑战的概率会更高。香港的霍家如此,余彭年信托亦如此。

机构受托人应该是优先之一。但是,当我们看到余彭年信托最初所托知名机构的变更或辞任,当我们看到梅艳芳的受托人拿出她的内衣公开拍卖,前述观点或命题又多少值得推敲。其实,在自然人与机构之间,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的“联姻”结合,由信托设立人搭建良好的架构,使二者成为促使信托稳定的“搭档”,应当会成为最优选择。可以是共同受托人的模式,可以是“受托人+保护人”,也可以进一步设计成“基金会+信托”等形式,努力实现“家族内部人”与“外部人”专业机构的无缝链接,相互“分担”家族(慈善)信托庞大计划工程的任务或责任。目标就是保障信托基础的稳定,信托财产的安全,信托受益人利益的最大化。


公私兼顾,公大于私,豪门家族财富传承的优先组合
家族财富传承信托,以私益为目的信托中安排有公益慈善的内容,以公益为目的的信托中不排斥适当的私益安排。这是本人近期一直在关注坚持的一个观点。当然,朋友中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公益慈善信托中是否可以有非公益性的安排问题上。有朋友提出,以公益慈善为目的的信托财产,一旦委托人设立信托成立,信托财产交付完成,该部分信托财产便属于“社会公共资产”,委托人在设立信托时不得有任何“自私”的想法。对此,我一直保留自己的看法,因为信托安排与设立慈善基金会完全是两套不同的制度,(虽然在美国慈善信托是设立基金会的方式之一,但以这种形式设立的基金会不具有法人资格)。基金会的捐赠人捐献财产之后,该慈善财产由基金会持有并用于公益目的,属于“社会公共资产”没有疑问。但以信托方式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由于信托“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这样充满灵性,诸如“股权收益权信托”这种灵活架构的搭建,还有公益慈善信托“近似原则”的例外情形等,我们很难来评判这些用于信托的财产“姓公还是姓私”。而且,实践中,国内外大量的案例,我们似乎都可以从“公”的身体里找到“私”的魅影,邵逸夫如此,余彭年如此,牛根生如此,盖茨如此……

每个人都有“私心”――这是人之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从有人类诞生那一天起,“私心”就在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公益慈善的崇高品质和精神,需要良好的制度和机制去唤醒,毕竟现实生活中“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人是绝对的稀缺资源。在我们接待的企业家朋友中,做公益行慈善已经列入他们的财富计划,这也是价值轮回的一种观念,同时也是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最好体现。清晰明朗的制度和法律工具,对他们是一种呵护,是一种鼓舞!

以上想法和观点,是在周末细雨中“拜谒”习大大召开全球互联网大会的“胜地”――乌镇之后,伤风感冒,“头脑昏沉”的身体条件下所写,有些观点,难免考虑不周,还请各位看官多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