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信托资讯门户

【信托消息汇】2018.4.16 星期一

中国信托业协会2019-10-07 16:44:57


目录


一、持续的去通道防风险政策正在路上 从信托业年报看去杠杆进程

二、资管新规:风险的治理和治理的风险

三、积极拓展新兴业务 慈善信托方兴未艾

四、中信信托推进贵州遵义仁怀城市建设发展

五、中航信托:构建信托金融生态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持续的去通道防风险政策正在路上 从信托业年报看去杠杆进程

来源:金融时报 胡萍 2018-04-16


55号文对于房地产信托、政信合作业务、通道业务等均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指向的均是全面去通道化,这将在2018年发酵。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叠加未来资管新规的落地,预计2018年信托行业资金来源也将进一步受限,信托行业资产增速放缓步伐或加快,甚至可能出现收缩。


4月初,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了2017年信托行业的主要业务数据。结合年度数据分析,信托行业以及市场融资成本呈现怎样的变化?对此,《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兴业研究公司副总裁鲁政委。


《金融时报》记者:信托业规模增速在2017年年末出现放缓,您认为原因何在?


鲁政委:2017年信托业一度成为企业融资的“最后一根稻草”,规模在大部分月份增速较快,只是在临近年末才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自2016年下半年“去杠杆”进程推进以来,监管加大了对于通道业务的限制,这样使得过去通过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机构进行融资的公司,更多直接向信托转移,房地产、地方政府等领域仍可以通过信托渠道进行融资。因此,2017年信托业前三季度资产规模增速依旧较快。直到2017年12月22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55号文”),分别从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双方规范银信类业务,提出了加强银信类业务监管的要求。55号文扩大了银信类业务及银信通道业务的定义,将表内外资金和收益权同时纳入银信业务的定义。对应地,我们看到2017年第四季度信托规模增速出现小幅下行。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强监管时代来临,如何评价监管对信托业的影响?


鲁政委:从信托资产类别来看,2017年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事务管理类信托资金占比继续上行至59.62%,融资类和投资类的占比分别下滑至16.87%与23.51%。事务管理类信托中有不少通道业务,这也佐证了前述的“其他资管通道业务部分回流至信托公司”的观点。从资金投向来看,2017年新增信托资金投向房地产与金融机构的同比增速已经出现了下行,这与一直以来对信托资金投向的规范以及“三三四”检查中对于同业业务的限制有一定关系。从信托特色业务来看,银信合作类占比仍旧保持稳定,年末占比为23.51%;而政信合作类业务占比出现下行,2017年末的比例为4.77%。整体来看,相较于其他资管机构,信托在2017年受监管的直接影响有限。


监管对信托业的影响将在2018年发酵。55号文对于房地产信托、政信合作业务、通道业务等均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指向的均是全面去通道化,这将在2018年发酵。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叠加未来资管新规的落地,预计2018年信托行业资金来源也将进一步受限,信托行业资产增速放缓步伐或加快,甚至可能出现收缩。这从2018年初以来我们看到的信托数据当中已经有所反映。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2018年信托业面临哪些考验?


鲁政委:2018年信托新发产品数量快速减少,实体融资成本进一步上行。2017年国内经济基本面整体向好,融资需求也好于预期,在其他融资渠道受限(监管对于银行贷款投向以及房企发债的限制等)的情况下,一些中小房企非常依赖信托融资渠道:2017年房地产信托发行规模快速上行,直到进入第四季度才有所放缓。进入2018年之后,新发信托产品数量开始出现趋势性下滑,但与此同时,新发信托产品预计收益率却不断走高,新发产品预计收益率已经突破8%大关。除此之外,我们还关注到了广义信贷增速与信托产品收益率相较于贷款平均利率溢价之间的背离,前者主要与MPA等约束有关。信托产品量价的背离也从侧面反映了部分企业的资金链或进一步承压;资管新规当中对于多层嵌套的禁止也意味着信托资金来源将成为2018年对信托业的最大考验之一。


《金融时报》记者:信托预计收益率不断上行反映出市场怎样的变化?


鲁政委:结合信托收益率的这一变化,我们注意到当下市场正在经历结构性政策下的利率分化。一方面,第一季度短端资金利率稳定、NCD(同业存单)利率悬崖式下跌;另一方面,以信托为代表的非标利率快速上行,前期票据和理财相较于货币市场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当下理财收益率仍旧难现下行趋势。这可能是结构性政策导向下的新常态之一。


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再次强调控制宏观杠杆率的目标,并且首次明确了“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对应地,货币政策也在努力进行结构性的尝试。央行行长易纲在年初发表的《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当中,指出“探索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质上,以MPA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本身就是结构性政策,加上再贷款、再贴现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作用,未来市场利率均会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出现结构分化。


《金融时报》记者:资管新规获批,这一政策落地会对行业产生什么影响?


鲁政委:政策导向方面,监管即将就位,市场整体保持谨慎。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围绕“三大攻坚战”部署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是“结构性去杠杆”和“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由此可见,控制宏观杠杆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成为政策轴心,在一些突发因素逐渐消退之后,政策会再次向“去杠杆”倾斜。相对应地,“资管新规”即将落地,后续相关的配套监管政策(例如理财新规、针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等)很快就会跟上,或对流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4月8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新机构正式就位,持续的防风险监管政策正在路上,由此将促使信托机构真正回归信托本源。

 

资管新规:风险的治理和治理的风险

来源:金融时报 2018-04-16


3月28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资管新规即将面世。这对目前总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元的大资管行业将产生深远影响。当然,100万亿元可能是注水的数据,剔除交叉持有,资管总金额应在60万亿元左右,这也是一个天量的数字。


我国资管业的异军突起,有诸多的原因。首先,由于巴塞尔协议二和三对银行表内业务的严格监管,促进了金融创新,导致理财产品和资管计划的大量出现。其次,从深层次看,资管业的兴起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密切关系。过去,中国经济采用投资拉动和宽松货币的政策,大量的货币寻求保值增值的出路,资管成为一种刚性需求。再次,资管业满足了特定行业对资金的特殊需求,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金配置的效率,提高了金融市场多元化的竞争与效率。


但是,正值资管行业欣欣向荣之时,资管新规却以迅雷之势出台,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概言之,就是“风险的治理”。


第一,防范金融风险是资管新规迅速出台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任务。2013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组织研究了全球两次金融大危机,表明高层对于可能的金融危机风险的高度重视。今年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将防范金融风险置于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显然,资管新规的出台是高层为防范金融风险出台的一项标志性举措。


第二,资管行业存在监管乱象,条块分割,急需统一。由于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各金融行业的监管部门将发展本行业视为己任,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既是猫鼠关系,也是父子关系,扭曲了监管者的角色,竞相放松管制,出现了“朝底竞争”的监管怪象。监管不统一,产生了巨大的监管套利空间,这是资管业乱象的根源。201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将保监会并入银监会,也是统一监管的一步棋。更值得注意的是,资管新规是由央行金融稳定局领头起草,也表明了高层统一监管的决心。


第三,资管行业存在金融风险的隐患,监管套利严重,掩盖交易实质,架空监管,风险敞露。资管业中普遍存在的“刚性兑付”承诺,对金融机构产生重大的隐患。从交易的实质看,“资管+刚性兑付”的模式,辅以资金池操作,是变相的银行贷款业务,但是,它逃脱了贷款业务的严格监管,没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没有杠杆率的限制,成为没有监管的大银行。更为严重的是,贷款的去向和用途却没有安全保障,在2015年的股灾和2016年万科等上市公司收购案中,大量的资管资金流入风险极大的证券市场投机和上市公司恶意收购中,使得证券市场的风险极易传导至银行。


上市公司收购风险极大,美国上世纪70年代,米尔肯(Michael Milken)通过垃圾债券获取杠杆资金并购上市公司,之所以称“垃圾”,风险巨大之谓也,但风险透明,买者自负。我国银行理财的海量资金,通过资管计划层层嵌套和资金池的掩护,进入高风险领域,信息却极不透明,成为监管盲区。最近几年,刚性兑付纷纷违约,银行处在较大的风险之中。


1929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因为证券市场的风险转嫁至银行而引发的,致使40%的银行关闭,900万个账户因银行破产而消失,1700万人口失业。前车之鉴,不得不防。


资管业乱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资管行业基础法治体系的匮缺。具体来说,由于历史形成的“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的模式,使得信托法在中国金融实践中成为一部“小信托法”,就像证券法在中国金融实践中成为一部“小证券法”一样,资管行业等诸多金融要地未被作为金融基本法的信托法和证券法覆盖,成为法治的薄弱之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确立的“金融分业经营”的立法原则,阻止了信托公司从事其他金融业务,但是,未能阻止其他金融机构“侵入”信托业的局面,最终形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其他金融机构的资管业务“行信托之实,否信托之名,逃信托之法”。这就是今日资管界乱象的历史起源。


在法律上,“资产管理业务”本质上是一种信托法律关系。信托法不仅应适用于信托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也应适用于银行、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资产管理业务中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如禁止刚性兑付、管理人的信义义务、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禁止大资金池等,本质上都是信托法上的原则。目前,这些信托法原则基本都写入资管新规中了,可以说,资管新规的多数内容是重申信托法上的基本原则。


从未来执行的层面看,目前尚难判断资管新规可否彻底改变我国“机构监管”的现状,实现“功能监管”的变革,但是仍可预期,资管新规在实施中,“朝底竞争”的制度诱因将被大大降低。


当然,此次资管新规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完成一项关于资管行业的基础立法的工程。其实,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新生事物的萌芽和发展过程中,均采取了“先发展、后治理”的战略,以免新生事物在萌芽之初,就因严格治理和监管而被扼杀。所以,互联网金融、资管业、共享经济等,均沿着“先发展、后治理”的逻辑生长。但值得注意的是,治理和监管可能扼杀萌芽中的新生事物,同样,也可能对发展中的新生事物甚至整个金融格局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这就是“治理的风险”。


比如,我国的金融业是三分江湖的格局,由传统银行业、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三大领域组成,资管新规严格治理影子银行,有可能将资金从影子银行赶入民间借贷领域。应该看到,近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影子银行,为民间资金找到了一条披有合法外衣的投资路径。虽然影子银行雁过拔毛,但如果没有影子银行,估计影子银行所吸收的资金会部分转化为“非法集资”。


总之,全局统筹的金融法治依然是短板,金融乱象不仅需要政策治理,更需要法律治理,走大信托法和大证券法的道路,实现金融治理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国金融业面临严酷的竞争,中国的金融法治基础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资管新规是第一步,今后,在金融开放的驱动下,中国将迎来金融法治建设的新时代。


(本文作者王涌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

 

积极拓展新兴业务 慈善信托方兴未艾

来源:金融时报 李佩 2018-04-16


乐善好施、厚德载物。随着大资管时代拉开序幕,信托公司在传统通道业务发展受限下,主动进行业务转型,布局服务实体经济,回归信托本源,积极拓展慈善信托业务。作为一种新型的慈善方式,慈善信托已成为近年来信托公司实现业务转型升级、助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发力点与落脚点。


自201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以来,不到两年时间,业内已陆续落地了数十单慈善信托项目。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的公开信息显示,2016年,全国有12个省区市开展慈善信托备案工作,共成功备案慈善信托22单;2017年,全国共有24家信托公司和7家慈善组织成功备案了44单慈善信托产品,初始资金规模6.94亿元,合同金额达7.89亿元。


可以看到,伴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有序发展,不断增加的慈善活动与慈善需求,慈善信托的发展已渐入佳境。


助力慈善事业 加速布局慈善信托


《2017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17年,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的多样化实践探索,充分展示了慈善信托的发展活力。从合同金额来看,在备案的44个项目中,单笔初始资金规模最高已达4.92亿元。


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社会和个人财富迅速增长,个人与企业慈善意识的提升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慈善信托操作透明、运作规范,具有长期发展制度优势保障,已得到世界各地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


在制度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逐步为慈善信托的运行和监管搭建起完善且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为慈善信托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已在养老、环保、扶贫、儿童、教育等多个慈善领域设立了信托项目。


在慈善信托领域耕耘多年的中信信托、国投泰康信托、中航信托、长安信托等公司在慈善信托的业务模式上取得了多方面突破。如国投泰康信托推出的股权慈善信托“国投泰康信托2017年真爱梦想2号教育慈善信托”、以艺术品作为信托财产的“万向信托—艺酷慈善信托”以及由银行作为慈善信托财务顾问的“长安慈—民生001号慈善信托”。


《报告》指出,随着慈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政策的不断完善,公众的认知度将不断提高,业务模式将更加多元,相关理论研究和创新探索将持续深入。


顺应监管思路 培育可持续发展动能


直接反映委托人意愿、保障资金安全并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是慈善信托有别于传统的慈善捐款以及基金会捐赠等模式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监管部门在《慈善信托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以“四个坚持”为指导思路,即坚持鼓励发展,逐步将慈善信托打造成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渠道;坚持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在慈善信托中的积极作用;坚持风险为本,确保慈善信托规范化、阳光化运行;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慈善信托实践中的瓶颈和障碍。


不难发现,上述监管指导思想从多个层次为慈善信托的发展指明了发展道路与前进方向,在制度政策层面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观整个信托行业,无论是资本实力还是经营能力均有显著提升,正通过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做大做强信托业务,夯实发展动力,推动行业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这其中,慈善信托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在信托机构业内人士看来,实现慈善信托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信托公司、慈善机构、基金会等主体之间的合作仍需进一步加强,达到相互助力、监督与制衡的作用;另一方面,制约慈善信托发展的税收制度政策也需要持续地调整和完善。


可以说,在解决慈善信托可操作性与信托财产登记等问题后,为推动慈善信托的持续发展,培育可持续发展动能,落实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慈善信托参与者的迫切需求。


有业内专家建议,政府、研究机构、慈善组织和信托公司等社会各界,应共同呼吁并推动慈善信托税收政策尽早尽快落地。


瓶颈犹存 社会认知亟待提升


尽管慈善信托得到了从政府到慈善组织、信托公司的支持,近两年实现大踏步发展,但其主要服务对象为社会中需要重点帮扶的群体,今后仍需持续提升慈善信托的社会认可度,不断丰富慈善财产来源。


从国外发达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提升全社会对于信托制度以及慈善信托项目的认知度与接受度,首先需要加强、完善与慈善信托相关的信息披露,定期公布内部运作情况,令社会大众能够获得较为完整的项目信息,进而充分认知、理解与信任,切实保障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


为更好地普及与应用慈善信托,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已在2016年成立,为慈善信托搭建起交流平台、建立智库、加强行业规范。另外,提升慈善信托的社会认知度,还需要加强在网络、电视、报刊等多渠道媒介的宣传,创建良好的舆论氛围,带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信托项目。


慈善信托已身处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使慈善信托在中国“落地生根、遍地开花”,需克服多重挑战,但未来发展仍值得期待。

 

中信信托推进贵州遵义仁怀城市建设发展

来源:金融时报 胡萍 2018-04-16


日前,中信信托强化与贵州地区合作,携手城市平台公司,推出“中信信托·遵义仁怀市”信托二期项目,持续助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据了解,仁怀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隶属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位于赤水河中游,大娄山脉西段北侧,背靠遵义,是黔北经济区与川南经济区的连接点,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斗过的地方,是茅台酒的故乡,被认定为“中国酒都”。


中信信托表示,本次合作进一步加深了中信信托与仁怀市政府的合作,为中信信托在西南地区的业务拓展开辟蹊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快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双方共赢。中信信托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在贵州地区的合作,在国家给予西南片区发展大力支持的环境下,持续带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为改善民众生活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航信托:构建信托金融生态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来源:中新网江西新闻 2018-04-14


近年来,中航信托始终坚守“航空报国”的初心,秉承“致力成为一流金融整合服务商”的发展愿景,在求真务实中开拓创新,在大胆探索中实现突破,不忘初心以产融结合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集团公司下发的《关于金融产业进一步促进实体产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后,中航信托集中梳理,总结经验,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研判,通过灵活运用投贷联动等多种金融服务方式推进产融结合发展,通过产业基金与基金化管理实现私募投行精品战略,以融入产融生态、服务实体的使命担当,践行航空报国的理念追求。


协同整合,服务航空产业有特色。公司充分发挥金融功能,借助信托优势,积极支持航空产业发展,并已形成自身的优势领域与做法。公司设立了中航“爱飞客”产业基金、协调集团内部以及其他行业优质资源,共同发起设立“航空工业通航产业发展基金”,搭建开放、灵活、有效的产业投资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好产业基金的管理运营工作,创新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模式和投融资模式,打造中国通航产业投资的“国家队”,助力全国通航产业发展。此外,公司积极探索推广航空工业供应链金融服务,结合大股东的军工背景,积极参与集团内企业混改、军民融合。


投贷联动,助力实体经济新发展。公司基于信托的制度优势,灵活应用债券和股权多种金融工具,推进产融结合发展。对于地方经济建设,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投资运营经验,近年来坚持以PPP模式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2016年,公司与川投集团PPP基金管理公司,参与了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停车场PPP项目的发行与设立,该项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于2018年1月在深圳交易所挂牌发行,是全国首单正式挂牌交易的公共停车场PPP资产证券化项目,对加快运用PPP模式盘活存量资产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此外,中航信托与央企建设单位组成联合体,在江西、湖南、海南、湖北、河北等省市中标了一批PPP项目。通过以点带面、灵活运用投贷联动等多种金融服务方式,中航信托正逐步走出一条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产业基金,提升实体经济转型新方式。公司积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创新为驱动,深耕产业链的行业细分,积极开拓产业金融服务新模式。公司积极布局工业4.0战略新兴产业,携手仲德资本成立“中国制造2025”产业基金,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疗技术、先进材料、环保等领域,寻求投资中国制造最具升级潜力的领域和企业,进一步推动国内制造企业升级。推动智能制造和消费升级,联手红星美凯龙成立国内首支家居产业基金,推动家居行业向智能化“互联网+”方向发展,加快我国制造业改造升级。与东久集团成立的东久至彦股权混合基金,是国内首个专注产业园区开发的美元和人民币混合型基金,将为标准化、专业化的工业园区提供创新经济聚集的发展平台,有利于提升产业升级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绿色信托,契合实体经济发展新理念。中航信托是我国68家信托公司中首次系统地提出绿色信托概念的公司,最先把绿色理念和绿色行动引入信托业务与企业治理。中航信托针对支持绿色节能项目研发、设计等中长期资金需求,提供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多元金融工具及金融服务支持。公司先后与国内外多家实力雄厚的环保节能企业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引导和撬动社会资金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领域流动和集聚。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中唯一的信托公司参与了中美绿色基金的设立,目前基金规模已经达到了上百亿。在公司注册地江西,中航信托积极推动成立绿色产业引导基金,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赣江新区签署合作协议,推进在绿色产业层面深入合作。


多样应用,推动实体经济去负担。公司通过优化信贷管理,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设立产业基金、并购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支持企业转型,帮助企业“去杠杆”。2017年初,公司成功发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发行总规模24.12亿元。公司践行普惠金融,助推消费升级。中航信托在行业内较早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将普惠金融作为战略发展重点,与BAT、小米、神州、中腾信、长安新生等机构合作,推出了多样化的信托产品,化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助力企业发展。


关注新技术,融合实体经济新依托。以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产业通过智能协同正成为各行业形成新的发展依托,中航信托无论在数据基础设施还是在大数据应用方面都主动顺势、积极实践。作为业内第一家明确提出“数据是一种资产”的金融机构,也是业内第一家将数据做成金融产品的信托公司,中航信托联合有关机构发起设立“数据资产战略联盟”,致力于推动围绕数据的管理、应用、经营和服务为核心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此外,公司全力布局新兴产业,推动地方新兴产业发展。基于对未来VR产业发展的充分信心,推动与当红齐天集团携手共同设立VR产业基金。


2018年,中航信托将进一步学习贯彻集团公司2018年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立足于稳”工作总基调,不断推动由规模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变,积极推进产融结合,回归信托本源,为实体经济与信托事业发展创造更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