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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是万能的吗?

财迷游言2019-06-10 16:04:24

Guardian  of  Treasure

读懂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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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陈汉


陈  汉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汉坤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拳王阿里的去世在中国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一篇充满错误与营销色彩的《拳王阿里忽视家族信托,争产大戏胜过甄嬛传》文章在朋友圈被诸多人转发。

这篇营销文存在最基本的事实。因为拳王阿里在遗嘱中任命其第四任妻子作为遗嘱执行人来分割其遗产,至少到今天其继承人并未提起任何与遗产相关的诉讼。但这篇谬误百出的文章的创作和传播本身反映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家族信托在被误导,被误读。


  家族信托不能绝对地杜绝家庭纠纷  


设立家族信托真的能绝对地杜绝家庭纠纷吗?答案可能并不乐观:设立了家族信托之后家庭成员诉诸法院的案例,并不罕见。

先说一个并不遥远的案例。2015年,媒体曝出澳大利亚首富吉娜·莱因哈特与其女儿比安卡·莱因哈特就争夺价值 40 亿至 50 亿澳元(约合 31 亿至 38 亿美元)的家族信托受托人法律地位引发了持续数年的诉讼。

法院最终裁决比安卡的能力与知识足以胜任受托人的职位,并且能消除吉娜·莱因哈特的不当影响,最终指定比安卡担任受托人。母女诉诸法院的主要原因是,吉娜·莱因哈特作为受托人未能向受益人披露关于该信托完整的会计账簿、管理记录及相关文档。

而更为著名的家族信托诉讼,则来自已故香港明星梅艳芳女士在汇丰国际信托公司所设立的信托与梅艳芳母亲覃女士之间近十年不间断的诉讼。

从梅艳芳女士去世到 2014 年,梅母一直带领着梅艳芳家族信托的其他 4 个自然人受益人(分别是梅艳芳的 2 个侄女与 2 个外甥)起诉信托受托人,要求立即结束信托并向梅母等人交付所有信托财产。


因此,设立家族信托并不能真正杜绝家庭成员的诉讼,就如写了遗嘱也并不能完全杜绝继承人之间的诉讼一样。

但是,并不能因为有人对信托提起了诉讼而否定设立家族信托的意义:第一,无论是在梅艳芳的案例中,还是在澳大利亚首富案中,家族信托成功地接受了司法的调整,法院都维持了信托设立的有效性。第二,如果不设立信托,其遗产继承的局面可能更加不堪。

因此,一方面不需要讳疾忌医,认为一旦家族信托陷入诉讼,就解读为家族信托不可靠;另一方面,没有必要去夸大家族信托的意义。将家族信托宣传为万能药,是极其短视的营销行为。




 一个嫁妆给付的家族信托  


市场上存在着境内家族信托虚无论的观点,即认为境内家族信托无法实现境外家族信托常见的功能。但遗憾的是,诸多认为中国大陆本土的家族信托不可靠之“专业人士”,始终未能指出中国《信托法》具体在哪方面不足。

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托立法都不一样,即使在同源于英美法系的新加坡与香港,两地的信托立法谁都以成文法形式出现,但具体规定依然有不少差异。

考察一个法域内家族信托之功能,只能从该国或该地区立法的具体规定出发,而不是从泛泛而谈的“理论”“直觉”出发。

下面以一个笔者最近协助设计方案的客户的情况为例,以示说明。

张女士在第一次婚姻中生育了一个女儿后因故离婚,当时年幼的女儿跟随她生活。几年后个人事业有所发展的张女士与李先生结婚,婚后又生育了一个儿子。时至今日,夫妻两人的事业经营得非常好。

2015 年张女士因碰到一个“艰难的决定”而来咨询我。事情大致如此:张女士的女儿在英国念完大学本科之后又在上研究生,其间认识了一个在读的博士生,两个人一见钟情后开始了同居生活。直到不慎怀孕之后,女儿才将此事告诉了张女士,并且表示要回国结婚。

此事让张女士陷入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她对素未谋面的未来女婿总有些不放心;另一方面,女儿大了,她无法干涉女儿的婚姻。这突如其来的婚事,让她对原来计划好的嫁妆事宜产生了犹豫。

张女士与李先生有过口头协议,在女儿结婚的时候一次性给 3000 万的嫁妆,然后夫妻两人其他的资产都由儿子来继承。

张女士陷入了两难:如果按照原计划给了嫁妆,担心婚姻的稳定性;如果不按原计划给付这笔嫁妆,万一自己的丈夫李先生未来反悔,将很难有理由给出去那么一大笔钱财。

张女士原本咨询我如何与女儿签署一个赠与合同来确保女儿的个人财产事项。在了解清楚她的全部诉求之后,我果断地建议她设立一个嫁妆给付的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的核心点,在于信托受益人的设置与信托受益权的具体安排。

在本嫁妆信托中,信托的第一顺位受益人是女儿,第二顺位的受益人是儿子。分配方式则是:根据委托人的指示进行分配;如果委托人无法进行指示,则按照信托文件的具体约定进行分配。

根据与张女士女儿的沟通,他们计划未来回中国发展,考虑到张女士家在山东,而未来的女婿家在江西,首选的回国工作定居的城市为上海。

根据上述信息,在信托合同中明确了一点:如果未来选择回国发展,受益人即张女士女儿可以申请一次性分配不高于 1500 万人民币,定向用于购房置业使用。而在进行购房大额资金分配之前,本信托即使有投资收益也不进行分配。

下面我们通过设立家族信托与普通的嫁妆即法律上的赠与进行比较。

上述嫁妆信托虽然实际条款要比本文所列举的要具体、详细得多,但整体而言并不是一项复杂的安排。这么一项并不复杂的安排,就能替客户解决诸多的后顾之忧。这,正是家族信托的意义所在!

家族信托不同于常见的集合信托计划,后者对客户而言,只是诸多的理财投资选项之一而已。并且,对于客户而言,A 公司的信托计划对比 B公司的信托计划,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在收益率、期限、交易对手等方面有所不同。

但是家族信托不同,家族信托之受益人、受益分配之设计,都用于满足客户的家庭需求。这种需求,可能源于嫁妆的安排这样微观、具体的事项,也可能是家族财富整体宏观安排的一部分。

对高净值客户而言,给 30 万与给 3000 万往往会有不同的心态:给 30 万的场景,即使因为婚变等各种原因而“肥水流了外人田”,也往往是心疼一阵子。给3000 万的场景,则再小的小概率事件都应该考虑进去,因为一旦发生,其损失将极其惨重。




  家族信托的本土化与功能  


上述案例虽然并不复杂,但是涉及了诸多的专业人士所关心的问题。

第一,张女士作为委托人即设立人,在信托设立之后能否继续指示信托的管理与分配?

很多境外专业人士质疑信托委托人参与信托的正当性,其理由是:信托设立之后,信托财产与委托人不再发生法律关系。委托人参与信托财产的管理,将陷入“虚假信托”的风险。这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的论断,事实上并不成立。

根据《信托法》第 2 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委托人的意愿并不仅限于在设立信托之时,而且在后续的管理与处分信托财产时,受托人都受委托人的意愿的指示。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委托人在设立之后,仍然可以合法地指示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在我们上述案例中,张女士对于何时对信托财产进行分配(例如女儿需要买房置业之时),具有合法的决策权。

第二,家族信托能否设置激励条款,例如只有取得特定的成果或者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获得收益分配?

答案是肯定的。《信托法》虽然不是为家族信托而制定,但是《信托法》的部分条款为家族信托的反挥霍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基础。

例如根据《信托法》第 44 条规定“受益人自信托生效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信托文件可以限制受益权在某个特定的期间或者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享有信托受益权。

此外,根据《信托法》第 47 条“受益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信托受益权可以用于清偿债务,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委托人可以在信托合同中做限制性的约定,防止信托受益人假设债务,将信托受益权贴现而间接地一次性获得大额信托财产。

事实上,中国境内的信托能够实现诸多境外信托所常见的家族所需之功能。只是在信托受益权的设置方面,还缺少丰富的经验,需要专业人士进一步去探索,以中国《信托法》为依据进行个性化的设置。





  家族信托是解决“家族事项”的途经之一 

首先,家族信托并不是万能的。

前文已经提到,即使设立了家族信托,也无法避免家族成员之间基于某种理由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存在不公平感而提起诉讼。即使如霍英东这样的有社会地位、有专业人士辅助的家庭,也避免不了在后人遗产争议案中挑战其设立的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只是财富传承中的选项之一,并不是一个必选项。家族信托的重点,在于选择信托作为工具来解决其家族内部的问题,或者解决其顾虑,实现其目标。

从财富传承的角度看,家族财富从一代传承到另一代,往往可以采用“赠与”“继承”“保险”与“家族信托”四种不同的模式来解决。这四种模式各有优劣,任何一种模式的功能与优势,都无法为其他三种模式所完全替代。任何一种模式,也有其特定的限制。

以家族信托为例,相对于人寿保单,家族信托有投资形成复利的功能,但没有杠杆放大功能。

相对于通过(遗嘱)继承传承,家族信托不得不先将一部分资产(通常还是影响委托人现金流的金融资产)先交付给信托受托人,而遗嘱继承发生效力之时,是委托人离开人世之时,不存在影响其现金流的问题。

相对于赠与的简化,设立家族信托显然要复杂得多,负责任地设立家族信托,必然需要聘请律师作为专业人士进行全面审核,而普通的赠与则要简单得多。

其次,应当始终将家族信托定位为“家族事项”的解决路径之一。

如果是纯粹的资产投资与配置,并不建议设立复杂的家族信托;如果是希望实现资产的所谓全球配置即资金出境,家族信托也不是选项之一。

虽然家族信托在中国也有两三年的发展历史了,虽然中国境内设立家族信托具有站在境外信托成熟经验的肩膀之上的优势,但是家族信托毕竟还是一个较为新鲜的产物,需要认真对待,谨慎鉴别。

家族信托以《信托法》与《合同法》为法律基础,充分体现了私法的意思自治,因此通过信托受益权的条件性设置来实现家族目标,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项。

需要提醒的是,家族信托的架构应当具有相当的个性化,即根据家族成员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不同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家族信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既需要充分利用信托文件赋予的自由设置的权利,同时又要考虑《信托法》的部分强制性条款的限制。因此,只有在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的参与之下,才称得上是认真设立一个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万万不能或缺的。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与服务,家族信托确实能给高净值人士解决诸多的顾虑,也能够通过信托分配的调解机制实现鼓励与惩罚家族成员的目的,进而得以贯彻家族所倡导之精神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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