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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安》-信托公司退出机制的监管立法必要

长安信托长安观点2019-08-20 10:16:19

民银监会作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者,应当从管业务、管公司两个层面发挥市场“裁判员”的作用。信托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成员,在资产管理规模、展业类型、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等方面都对整个金融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

2007年以来,经过监管一系列的整合,信托公司已经从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过度到一个真正“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化机构。近年来,“让信托回归本源”的呼声此起彼伏,信托这个“舶来品”越来越被监管重视,对其监管也更加规范。面对这样一个具有三方法律关系的新兴事物,信托公司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债权人,也不是不具财产所有人地位的委托人,信托公司的定位就是信托关系下的受托人、信托财产的所有人。这样的法律构造,如何有效监管信托公司,使其最大限度的履职,让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并有效运用信托财产获取收益,同时对金融市场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就成为一个“管公司”层面的新课题。

纵观我国立法体系,对于任何一个群体的规范都仅仅有准入规范,对于退出机制大部分都是空白的。这样的立法设计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出现不能在这个组织、群体中行为、活动时,因缺乏使其离开的依据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导致整个组织、群体利益受损。类比欧盟、欧元的设置,当希腊出现债务危机意图退出欧盟、欧元时,因为欧盟、欧元没有退出机制而惨遭尴尬。不去设想当初欧盟、欧元设立的时候是否故意不允许退出,不去设想欧盟、欧元是否认为其是完美的“铁达尼”不会遭遇冰山,总之,没有退出确实让希腊乃至整个欧盟区都很苦恼。

对于信托公司来说,同样缺乏退出机制,《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牌照的取得、信托展业规范设置了“层层关卡”,确保信托初始的安全性。监管层面这种高标准的要求,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是必须的。但是,当信托公司运行出现问题,甚至导致不能正常展业的情况,监管机构单靠主动接手监管或者促成其重组这种“政府干预”手段,并不能够彻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举个例子,就如同西医“就病治病”,但未除本,中医却从内而外,通过内调从本祛病。政府干预就如同西医,见效快,但却缺乏整体性,并不能从根本化解系统性风险;完整的管理体系设计就如同中医,可以从根本化解风险。也就是说,当上述情况发生时,其实退出机制就该登台了,这种通过“市场自救”的方式或许才是真正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王道。

何为信托退出机制?对于退出机制的定义,学理界并没有一个范本,参照投资退出机制的规范定义(投资机制是指,风险投资机构在所投资的风险企业发展相对成熟或不能继续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将所投入资本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本形态,以实现资本增值或避免和降低财产损失的机制及相关配套制度安排。),结合实践,信托退出机制可以大致理解为当信托公司发生了不能正常运营,受托人职责无法履行或其他不适合展业的情况,为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而建立的监管机制及其他工作安排。

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以及《银监法》对于信托公司的退出机制并未专章描述,仅能从个别条款中推断出我国信托公司的“退出”基本为由新的受托人取代原受托人履职,对原受托人给予停业、接管或清算重组的行政干预。这种简单的处理方式与所谓的退出机制略有不同,因为当发生“危机”的信托公司不适宜开展业务,需要退出市场,又未能达到必须给予停业安排或被接管重组的境遇时,将无所适从。市场不会因一个遗留下来的“信托牌照”自主产生巨大的经济效能,公司退出,信托牌照重新发挥作用就是退出机制最重要的关注点。就如同在股权投资信托计划中,项目公司IPO上市方式退出,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良性的信托计划退出方式。首先信托结束,受益人收取了相应的信托收益,受托人取得了信托报酬,其次项目公司很好的解决了资金暂时短缺的问题,同时信托计划结束时,项目公司获得了在二级市场上融资的资格,加速企业资本的流转,活跃了市场经济。信托公司、项目公司以及市场共赢。

信托公司的退出确实缺少一套切实可行的法律规范文件。从监管的角度,结合监管经验,退出机制实际上应当与准入机制并行,而形成监管“闭环”。虽然我国并未发生过真正的系统性风险,各信托公司也在“高门槛、严监管”的管控模式下展业平稳,但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信托公司面临着市场化越来越严峻的考验,退出机制在法律上的空白将存在一个监管风险隐患,所以填补法律、法规中对信托公司退出机制的专章规范应当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研究工作。

《信长安》伴随公司股改更名,于2011年冬至,如期而至。一路走来,经历世事多变,见证汗水成绩。借力微信平台便捷之翼,《信长安》携手长安观点,定期推出公司同仁精彩华章,分享深邃观点思想。--《信长安》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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